中國意識流文學第一人 劉以鬯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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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意識流文學第一人
劉以鬯逝世


劉以鬯1918－2018

【本報訊】六月悲傷，一代才女林燕妮走了，文壇教父也相繼離去。中國第一位創作意識流小說的香港作家劉以鬯，前日在東區醫院辭世，享年99歲。著名作家、《蘋果日報》前社長董橋盛讚，劉以鬯的一生耕耘成就了香港一座精神後花園。花園裏，有文字，還有電影；膾炙人口的電影《花樣年華》，就是啟發自劉以鬯名著《酒徒》與《對倒》。隨着周慕雲的遠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記者：蔡元貴

有「香港之寶」、「文壇泰斗」之譽的香港文學家劉以鬯，前日因病辭世。遺孀羅佩雲表示，他早前因為輕微肺炎留醫東區醫院大約10天，最終因為心臟衰竭不治，「他走得很自然，像睡着了，然後呼吸慢慢停下來，樣子很安詳」。

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大時代，上海人劉以鬯15歲開始寫作，大學畢業後曾在《國民公報》、《掃蕩報》及《和平日報》任職，27歲創辦懷正文化社。中共建政前一年，30歲的劉以鬯南下香港，加入《香港時報》擔任編輯，其後旅居新加坡及馬來西亞，1957年重返香港定居，一直沒有放下筆與紙。

影迷書迷都熟悉，劉以鬯的《酒徒》與《對倒》造就了《花樣年華》與《2046》。其實劉以鬯的處女小說《失去的愛情》（1948年），也曾改編成同名電影搬上銀幕。他其後謙稱小說靈感來自一本奧地利小說，不能算是創作，「是十分幼稚的」。


劉以鬯與妻子羅佩雲1957年結婚，相伴逾半世紀。


有書局昨擺放鮮花悼念劉以鬯。何穎賢攝

「我寫《酒徒》的第一個促動因素是：在忘掉自己的時候尋回自己。」



奠定劉以鬯文學地位的作品，是他在1962年起在《星島晚報》副刊連載的長篇小說《酒徒》，他曾解釋創作動機：「我寫《酒徒》的第一個促動因素是：在忘掉自己的時候尋回自己。」

劉以鬯說過：「我一生人都在寫小說，原則只有四個字：與眾不同。」《酒徒》是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同為資深報人與殿堂級作家的董橋說，《酒徒》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里程碑，運用意識流手法比許多西洋作家都成熟，「那部小說的文字真正為白話文學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

文學雜誌編輯鄧小樺說，劉以鬯勇於求新和試驗，任職報館編輯期間提拔過不少作家，如西西、董橋、也斯等。董橋昨接受本報訪問時也說，劉以鬯提拔後輩不遺餘力，大批香港作家都因獲他引薦發表作品而走上文壇。當年劉以鬯不但照顧他，還照顧一大班初來港的年輕作家，關心他們的生活，也鼓勵他們寫作。

董橋進一步表示，在香港這個商業掛帥的地方，劉以鬯默默的努力終於給香港社會造就了一座精神上的後花園，讓港人有信心在功利主義的喧嘩中抱守一份堅持，一份執着。

劉以鬯曾經在一次訪問中說香港是商業社會，純文學的創作環境比較惡劣，許多所謂的文學不過是商品而已。文以載道，劉以鬯的作品一直沒與社會脫節。他1973年起在《星島晚報》連載的長篇小說《島與半島》，內容觸及股災、水荒、罪案，他為小說結集出版寫的自序便說：「我無意寫歷史小說，卻有意給香港歷史加一個注釋。」
鄧小樺指，《酒徒》面世的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及台灣由於政治原因，文學創作都受限制，反而殖民地香港文學創作風氣非常自由開放，報刊數量之多可說是黃金年代，作家可以盡情做各類文學實驗。

「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隔着一塊積着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看到的種種，也是模模糊糊的」。有人統計過，自謔「寫稿機器」的劉以鬯畢生寫過6,000萬至7,000萬字。他筆下那讓人又愛又恨的香港已隨他逝去，「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董橋悼劉以鬯


劉以鬯創作的《酒徒》成為中國意識流小說經典。

「劉先生一生為人耿直厚道，是當年南來作家之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我之所以走上傳媒、走上寫作的路途，劉先生的鼓勵太重要了，他給了我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帶了我結識許多前輩的緣份。

劉先生帶着早年上海文壇的經歷，來到香港開拓新的文學途徑。他的《酒徒》我最喜愛，也最受影響。那部小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里程碑，運用意識流手法比許多西洋作家都成熟，都高妙！那部小說的文字真正為白話文學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是美好中文的範本，一定傳世。

在香港這個商業掛帥的地方，劉先生默默的努力終於給香港社會造就了一座精神上的後花園，讓我們有信心在功利主義的喧嘩中抱守一份堅持，一份執着，一份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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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情一世　百年不孤寂
劉以鬯最後訪問　只在意老婆


今年4月18日，劉以鬯在妻子陪同下，從太古城的家走了一趟商場。冼麗婷攝

【劉以鬯逝世】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一百歲老報人作家劉以鬯，從太古城的家走了一趟商場。

在十分鐘路程裏，走過馬路，經過紅綠燈，他坐在兩個滾動的巨輪上，後面是太太羅佩雲。還不過是兩年多前，他看見家裏買了輪椅，就叫太太快把它丟掉。

一百歲老作家是可以站起來的，但一生走很多了，十分鐘滾動時光便能到商場，那也是很好的一闋午間流動小品。

他停留在以黑色與白色方格作裝飾的法國年輕服裝店外牆前，等着身邊人的安排，安坐像個乖孩子。這一刻，到底是黑色裏的白色，還是白色裏的黑色，都不再重要。

為他拍攝紀錄片的內地媒體攝影隊伍，安排好五樓咖啡店一角。老作家與一生共度的人對坐，不明白為何要有幾個鏡頭對準他，沒耐性說：「影好啦！」這時候，他是一個權威的男主人，私人的空間是重要的，他還是有能力拒絕侵擾。


劉以鬯夫婦與為他拍攝紀錄片的內地媒體攝影隊伍合照留念。


劉以鬯說在家寫作，都是開了收音機的，《酒徒》就是這樣一天一天寫出來的。《酒徒》劇照


不少讀者昨日在書店駐足翻閱劉以鬯的作品。何家達攝

作家的路：「那是不需要鼓勵的，只要喜歡，他就會用各種方式去走這一條路。」

喝一杯熱朱古力，吃一件美味蛋糕，都有太太送進嘴裏，這是最快樂的一百歲談情。好好享受人生，一世紀了，他知道自己想要甚麼。

活一百年，朋友還剩幾多？劉太說，「這年紀，沒朋友的了。」劉以鬯清醒得很，無論走到那裏，最在意的，是身邊有沒有「老婆」。

今天，能跟劉先生握一下手，報上名字，已經是深度溝通。記者2013年訪問劉先生的時候，跟他談過如何鼓勵年輕人當作家，以及寫作之路，用當天的紀錄，回望百歲作家的想法，這是永恆的劉以鬯。

「那是不需要鼓勵的，只要喜歡，他就會用各種方式去走這一條路。」劉以鬯說。作家的路，他走了很遠。在上海長大，父親是國民黨黃埔軍校第一批英文繙譯官，他認為寫作是從小培養，從一年級開始，他寫的句子就被老師貼堂，他認為，做作家、寫東西，一定要與眾不同。因為讀二年級時資質已經超越同學，老師讓他跳升至五年級，所以只讀了四年小學。

編輯的路：「我來香港時，買份報紙看，第一，副刊編輯不懂怎樣畫版樣。」

「香港是不是個創作好地方？」
「這個好難講，我來香港時，買份報紙看，第一，副刊編輯不懂怎樣畫版樣。」劉先生說。劉太說他畫版樣很出色。「我在重慶已畫版樣，國內副刊版樣天天變的，他（香港）沒畫版樣，一年都是一樣的，這些不好。」他接手編《香港時報》副刊，天天版樣不同。

說到寫作空間，香港自由社會沒有限制，他每天在家裏寫作，不需要太寧靜，都是開了收音機的。「他喜歡模型，一路砌一路寫，我們家裏好多模型，他好喜歡小玩意。」劉太說。《酒徒》是這樣一天一天寫出來的。
「《成報》老闆找我，覺得我特別，對白都分行的，但他都不反對，他都接受。」老作家五年前說。

寫作的路：「寫稿一定要有些與眾不同的idea，未必是好的，但總要有。」



「香港生活環境，如何影響你寫好題材？」

「你寫稿，寫過的不會再寫，一定要有些與眾不同的idea，未必是好的，但總要有idea」。Idea想是一個人寫作時的思想與精神，有idea，筆觸才有方向，如《對倒》是有一個原整的意念。為了尋找idea，他每天接觸新事物，看報是必然，多看英文書而少看英文報，因為看中文報章都看不完了。
「與香港文化界有深刻交往嗎？」

「他與香港文化圈沒有特別交往，反而年紀輕的文藝青年，可以用他的稿就盡量用。談文藝都有，但大家都沒空，朋友好少，大家都忙，獨立寫稿，不用應酬。」劉太說。

報人的日子，天天在紙裏行走一個世界。「我告訴你，我在上海報館做過老總、編輯，抗戰時，我在重慶，中國有七間大報，兩間副刊是我編的，來港差不多半世紀在報紙（和雜誌）裏，報館的情況，每地方不一樣，我們中國人，對中文好重視，寫好多文章在報紙上。」

求學的路：「我是聖約翰大學畢業，中文自修，讀英文，特別喜歡海明威小說。」

「那時每天要寫幾多稿幾多字？」

「不一定，但好多的，重慶《國民公報》，四川人自己辦的報紙，知我編副刊有特長；另一《掃蕩報》，請我入去，因為我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英文好，要我聽收音機，聽世界新聞，聽電訊然後寫成報道，因為打仗找radio好困難，一邊聽，一邊寫，專聽新聞，收音機收土耳其新聞容易，從土耳其的英文新聞，世界廣播，把好特別的新聞變成中文。有一宗國際新聞，英文報告，說日本艦隊總司令陣亡，我不懂日文，用一句寫日軍艦隊司令被打死、陣亡，重慶其他報紙沒此新聞，只有我有此新聞，我好擔憂，怕錯，後來發佈，證明我是對，老闆寫信讚揚。」

他在聖約翰大學讀主修哲學及政治，西方小說，從小就看了。

「讀政治哲學都是英文，我是聖約翰大學畢業，中文自修，讀英文，特別喜歡海明威小說，有好多作家作品不了解，海明威作品較易了解和接受。莫泊桑有一篇小說，也接受。在聖約翰時候讀了兩年法文，因為蠢，不能接收，和她（劉太）到巴黎，是幾十年前了，有人問『Parlez-vous francais?』我說：『 Je ne parle pas.』是一位法國官員問我識講法文嗎，我會說不會講，普普通通一兩句還可以。」

打仗時在重慶，勝利時去了上海，解放前來香港，劉以鬯四一年大學畢業，四八年來港。最初沒想過長住，因為在上海搞出版社，搞新文學叢書。「堂姐在港，她住灣仔，我在酒店租一個房，來港後，發覺海外發展做不了，北方書錢全部收不到，勝利後，香港發展不到，後來，跟着寫稿，做報館，入《星島》，國內人來港辦報，要收國內副刊編輯，《香港時報》副刊我編，到新加坡前入《香港時報》，到新加坡後，1957年後也是《香港時報》，編文藝副刊淺水灣很出名，後來到了《快報》。」

如他筆下，海明威來到香港都要寫武俠小說，林黛玉也要交租。在《酒徒》裏，劉以鬯寫過：為了生活，走過庸俗路線。在香港，撰寫商品固然可換取生活的安定，但終究是無聊的。一九八五年一月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任《香港文學》總編輯。

記者對劉以鬯先生最遙遠的感覺，是一張報紙和一本雜誌。一個報人的影響力，從小到大，從遠到近。數十年滋養，那是曾經的生活。七十年代《香港時報》是小時候看的報紙，九十年代《快報》是曾工作的地方，但兩個時代劉先生都先後離開兩張報紙。夾在中間的八十年代，中學時爸爸買報紙，要他一併「加碼」多買一本《香港文學》，有時是自己花零用錢買，有時在學校圖書館看。當時看長文章不太理解，也出於本性，特別喜歡看裏面的新詩。雜誌的內容、編輯及設計對當時的我來說，悅目新鮮。不想讀書的時候，對着這樣的雜誌一個小時，就覺無愧於心。

尤其記得有一位作者的詩，寫到一個當時無法接觸的意境，大致是，久經等待，終於：一抹嫣紅灑在雪泉之上。那時候，心裏面開了一雙眼睛似的，沒有疑惑。純淨的美麗，人生要做的一切，自自然然就領略了。等待，其實是誠意，沒有人知道發生的時間。塵垢是外在的，包括顧忌話題，看你怎樣描述，看你如何想，如何對待。

文學的自主性，能賦予生活與生命意義，寫作的人，一切，要有idea，要與眾不同。報紙文章，百年不孤寂，走到一百歲的老作家劉以鬯，再走天堂新路。
撰文：冼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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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種子電影中盛放
小說啟發王家衛開拍《花樣年華》


劉以鬯（右）2011年獲時任特首曾蔭權頒授銅紫荊星章。資料圖片

【劉以鬯逝世】
【本報訊】「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是電影《2046》的序幕引言，也是小說《酒徒》主角的內心獨白。劉以鬯的文字耕耘未在文學荒漠中豐收，種子卻在電影中開花。《酒徒》的六十年代社會氣息，啟發了導演王家衛2000年的得獎作品《花樣年華》，劉以鬯的報人經歷更成為電影角色周慕雲的原型。
記者：麥志榮

導演王家衛曾經表示，因為看了劉以鬯寫的《酒徒》和《對倒》才會想開拍《花樣年華》。他昨晨9時許在微博寫道：「所有記憶都是潮濕的──悼劉以鬯先生。」並附上《酒徒》一書黑白照。他其後向傳媒表示，「很惋惜，劉老師的離去象徵了戰後南來作家在香港異地開花之時代的終結，香港為這一代的文化工作者提供了一席之地，容他們在此開花結果，再一次對相繼離世的饒宗頤大師、林燕妮女士以及劉以鬯先生這些前輩致敬」。

曾擔任副刊編輯的劉以鬯也是電影《花樣年華》角色報館編輯周慕雲的原型。當年王家衛曾與扮演周慕雲的梁朝偉拜會劉以鬯，請他就梁朝偉在報館的戲份給意見。但劉以鬯曾在受訪時明言：「他（王家衛）把劉以鬯正式變成電影人物，這個好大問題，因為他對我了解不是很深。」

王家衛一再「借用」劉以鬯小說也引起爭議。王家衛2004年的作品《2046》主角仍是作家周慕雲，電影開首引言：「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亦是小說《酒徒》內的對白。但《酒徒》電影版權其實屬於影評人黃國兆。

對《酒徒》所描寫的六十年代着迷的黃國兆一早已向劉以鬯買下電影版權，可是籌集資金處處碰壁，「好多人（電影商）連劉以鬯個『鬯』字都唔識讀！」他曾在訪問中踢爆王家衛的製片曾向他洽購版權，但談不攏，之後王便拍了《2046》，當中部份情節卻明顯充滿《酒徒》影子。他一怒之下，決定親自執導將《酒徒》拍成電影，自己與他人合資共400萬元開拍，2010年上演前曾讓劉以鬯先睹為快，劉讚電影忠於原著，認為「拍出八成」。


電影《花樣年華》梁朝偉及張曼玉原型分別為劉以鬯及顧媚。《花樣年華》劇照


王家衛昨在微博留言悼念劉以鬯（右圖）。

最後紀錄片下月首播

劉以鬯的半生文學傳奇也一再吸引紀錄片導演。導演黃勁輝花了6年時間為劉以鬯拍攝紀錄片《1918》，並作為《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其中一部，先後於2015年尾及2016年初在台灣與香港上映。

另一攝製團隊今年4月開始攝影紀錄片《百年巨匠──劉以鬯》，精華片段將在7月香港書展的「劉以鬯百歲紀念講座」上首播。攝製團隊表示，拍攝了劉以鬯與妻子羅佩雲的一些生活片段，坐在輪椅上的劉以鬯說話不太清楚，未能回答太多問題，受訪談感受的大多是劉太。有一次團隊先與劉以鬯乘升降機到樓下，劉太隨後乘另一部升降機，惟劉以鬯在幾分鐘內見不到太太，已隨即詢問團隊，「老婆呢？老婆呢？」可見劉與妻子感情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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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動亂》批評六七暴動

劉以鬯的短篇小說《一九九七》刻畫出港人面對香港前途問題時的種種憂慮。互聯網

【本報訊】劉以鬯作品眾多，雖然言情多於言志，但亦不時顯露他的社會觸覺。其中兩部短篇小說《動亂》和《一九九七》更直接取材於香港大事，分別記錄了六七暴動和九七回歸引發港人出現信心危機的情況。

《動亂》寫於1968年2月，劉以鬯以實驗筆觸，把六七暴動中的主角，從人物轉換成暴動街頭中的14件物件，包括石頭、汽水瓶、報紙、水喉鐵和炸彈等。劉以鬯借用了它們的第一身視覺，刻畫出六七暴動街頭眾生相，警民間的血腥衝突和街頭混亂情況躍然紙上。在看似客觀的環境描述之中，劉以鬯刻意以一個青年在暴動中被人用刀刺死的故事作結，「我根本不知道將我刺死的人是誰，更不知道他為甚麼將我刺死……總之，我已死了。我死得不明不白，一若螞蟻在街邊被人踩死。這是一個混亂的世界」。字裏行間，盡顯劉以鬯對六七暴動的質問和批評。

描繪港人九七回歸憂慮

另一部短篇小說《一九九七》寫於1983年。當時香港前途問題使港人人心惶惶，憂慮中國收回香港主權，開始考慮賣樓移民外國；信心危機亦使香港股票市場持續不穩。劉以鬯藉筆下的小人物呂世強的故事，把港人面臨九七回歸時的生活百態表露無遺。

在小說中，有妻兒的呂世強因「包二奶」而不能移民外國，被迫留港的他非常憂慮香港的景況會有所改變。他開始喝酒以逃避現實，性情變得暴戾，最後更在混亂思緒和酒醉之中遇上車禍去世。劉以鬯以「現在，他不必為香港的前途擔憂了」作結，非常諷刺卻又寫實地展現了港人當時的種種憂慮。
■記者陳芷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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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媚：只係生命中識嘅一個人



【本報訊】劉以鬯經歷了兩段婚姻，首任妻子是影星李芳菲。劉以鬯離婚後，1952年在新加坡與邵氏影星、歌星和畫家顧媚邂逅，有指以劉以鬯作品《對倒》為藍本的電影《花樣年華》中，張曼玉飾演的蘇麗珍，原型正是顧媚。《蘋果》昨晚聯絡到身在加拿大的顧媚，說到劉以鬯前日病逝，顧媚表示已從網上新聞知道消息：「我冇回應啦，佢只係我生命中認識嘅一個人，成60年前嘅事，印象越嚟越模糊啦。」

分手後燒毀300情書

現年88歲的息影前邵氏影星顧媚在2006年推出的回憶錄《從破曉到黃昏》（圖）中，提到自己到新加坡登台，在歌廳滿江紅演出當晚，於當地報館任編輯的劉以鬯前往採訪，被顧媚歌聲吸引。顧媚說不知道「鬯」的發音，常讀作「劉以儍」，她把「劉以鬯」3個字寫出來，劉以鬯便立刻把這張字條放進衣袋，自此每晚都來後台看她演出，兩人感情一日千里。

交往一年，劉以鬯給顧媚訂婚戒指，約滿返港在即的顧媚承諾兩個月後返新加坡與劉以鬯結婚。可惜，顧媚回港後因事被新加坡拒再入境，劉以鬯亦因工作未能返港，二人惟有以書信互訴心聲。

惟兩年間劉以鬯與前妻鬧出贍養費糾紛，他稱回港與顧媚結婚亦不了了之，後來顧媚到台灣勞軍途中弄丟訂婚戒指，劉以鬯以為顧媚悔婚，開始對顧媚冷淡。沒多久，顧媚便接獲劉以鬯結婚消息，令她晴天霹靂，顧媚表示找不出被摒棄的原因：「難道是因為我不小心丟失的那隻訂婚戒指？」幾年後劉以鬯回港致電向她討回大批情書，更令她傷心，而她早於獲悉婚訊時，已將二百、三百封情書一把火「燒得灰燼也看不見」。

劉的第二任太太羅佩雲是歌舞團舞蹈員，1956年到新加坡表演期間與劉邂逅，至1957年返港結婚，相伴逾半世紀。有指夫婦形影不離，連送稿也是一起，除了劉有幾次獨自離港到外地參加文學等活動外，夫婦未嘗分開多過24小時。
■記者戴彩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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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愛吃叉燒酥　流連文具店


劉以鬯近半年需以輪椅代步。

【本報訊】著名作家劉以鬯逝世。這名百歲文壇巨匠，筆下作品萬千，冷眼看世情，晚年卻活得像小孩，常跟妻子去嘆下午茶，最愛吃叉燒酥；即使近半年需要以輪椅代步，也會「扭計」要逛街，流連文具店。寫作一生，劉以鬯認為文學創作最重要的就是「創新」，也是他留給後人最瑰寶的兩個字。

「講起打籃球就好興奮」

「劉生最鍾意食煎炸嘢」，資深傳媒人、專欄作家鄭明仁說，近年經鑪峰雅集聚會與劉以鬯結緣，定期與一班文化人上酒樓飲下午茶，那時劉以鬯已經年屆95歲，仍很饞嘴，「佢最鍾意食叉燒酥」。他表示，每次聚會劉以鬯的說話不多，但對於舊日記憶卻恍如今天，尤其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時出任籃球隊代表，「一講起打籃球佢就好興奮」。

文人聚會離不開談寫作。鄭明仁記得，曾經有人問劉以鬯，文學創作最重要的是甚麼？「兩個字『創新』，佢話創新兩個字好重要」。因居於同一屋苑，不時碰頭，他形容晚年的劉以鬯就像返老還童，「成個小孩子咁樣」，每次下午茶後總愛流連文具行欣賞各款賀卡設計；雖然近大半年需以輪椅代步，「但成日叫劉太帶佢出街」。

鄭明仁說，對上一次遇見劉氏夫婦是今年4月18日，二人在咖啡廳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拍攝紀錄片，「嗰次劉生食蛋糕食得好開心」。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黃淑嫻接受傳媒訪問時也憶述，近年劉以鬯雖行動不便，但沒大病痛，精神很好，常跟到訪的朋友聊天，也得妻子羅佩雲悉心照顧，不時推着輪椅跟他散步。
■記者王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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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稿費一炮過十萬買太古城


劉以鬯曾創作不少「三毫子小說」。

【本報訊】劉以鬯在港寫作大半生，陪伴他一起度橋寫稿的太太羅佩雲說過，丈夫捱過辛勞，但沒有捱窮。在六十、七十年代寫作高峯期，劉以鬯同時為13間報館供稿，努力筆耕的回報，是在七十年代後期以10多萬元一筆過付款購入太古城樓花、實用面積600呎的單位，成為夫婦此後的安樂窩。


六十至七十年代是劉以鬯寫作高峯期。鄭明仁提供圖片

日寫萬字　不重複題材

抗戰勝利後，劉以鬯在1946年在上海創立出版社，出版文學書籍，兩年後來港，盼為國內書籍開拓海外市場，惜經營不善、盤纏用盡，為了三餐溫飽，他拿起筆桿，靠文字討生活。他曾在受訪時說，當時只有一支筆和幾張稿紙，寫了千字稿寄到《星島晚報》，一擊即中。那是三毫子吃到一碗雲吞麵的年代，寫一篇稿，夠他吃30碗雲吞麵；六十、七十年代最高峯時為13間報館寫稿，日寫過萬字，月入數千。

稿量這麼多，源於報館邀稿，劉以鬯不敢不寫，而且對題材有堅持，寫過的不會再寫，必須要有與眾不同的構想。他六十年代住在五洲大廈，在那裏寫下《酒徒》。他曾說當時每朝起身便寫字，「所有事她（劉太）做，稿我一個人寫」，寫完便租白牌車送稿，再到海運大廈吃飯，「這已經是我最開心的生活」。夫婦過着中產生活，閒時到半島酒店品嚐下午茶，後來買下太古城單位自住。

他晚年回首筆耕生涯，畫下這樣的註腳：「日間，我寫具趣味性的東西，不會寫他們不喜歡的；夜晚，我寫自己喜歡的，自己滿意的，讀者滿意不滿意，我並不在乎」。
■記者袁樂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