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聯文件解密五之一 撥350萬救40民運人士
學聯50萬向私梟贖程真
【六四30年】
30年前北京天安門屠城後，一批被中共通緝或迫害的民運人士大逃亡，當年未受北京干預的香港成為中轉站，經香港「地下通道」（即後來所指的「黃雀行動」）出走外國的人極多，錢從哪裏來一直成謎。
《蘋果》獲得封存30年的學聯機密文件，揭示學聯當年成立的「中國民主基金」暗中支援，1989年7月起至1996年共撥款逾350萬元，協助營救包括項小吉、程真等逾40人，同時撥款超過100萬在中國省市做地下工作，繼續宣傳民運訊息，有香港大專院校學生當年甚至組成名為「三皮黨」的地下組織在全國進行大串連。《蘋果》一連五日解密學聯當年在運動中的角色，以及香港人出錢出力支援中國民運的事迹。
記者：許偉賢
「這個組織的初期，即1989年6月底的一段期間，只是扮演着一個中間人及運輸工具的角色，純粹是支援的作用。隨着我們與聯絡上的組織間日漸認識及溝通，我們發覺，如果要繼續這工作的話，則斷沒可能停留在單單是一個支援者的層面上，無論是自覺或不自覺，我們都必然成為一個當局者。」一份學聯1989年的《申請撥款的身份介定》說明文件，道出「中國民主基金」發展方向。
那年春夏之交，北京學運火熱，學聯4月起開始募捐支援，5月1日議決成立「中國民主基金（下稱「基金」）」，藉以表達港人對中國民主的支持。六四屠城後，學聯決定將基金的管理規範化，根據7月23日通過的《中國民主基金管理委員會章程》，基金除資助中國學生以合理、和平手段推動中國民主及社會發展，亦會在個別情況下資助香港學生推動及支援內地民主化活動。委員會有五名成員，其中三人是學生，另外兩人是社會人士。當年首屆委員會主席是現任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另外兩名學生包括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現為勞福局長政務助理的周永恒。
六四後大班學運領袖及民運人士被中共通緝，香港一班有心人透過「秘密通道」施援，逃亡所需的「水腳」，部份是透過基金撥款。根據學聯從未曝光的財務紀錄，截至當年7月31日，基金透過公開向市民募捐共有約1,190萬元。一直保存密檔的蔡耀昌接受《蘋果》訪問時憶述，當年由「中間人」代為申請撥款後，基金委員會便對被營救者進行背景核實及風險評估，以決定是否批出款項，但部份個案因應緊急性會先撥款、後審議，「雖然係違法（部份人非法來港）」，但他相信捐助者對營救有危難的民運人士義不容辭，營救工作撥款完全符合捐助人意願。
30年前北京天安門屠城後，一批被中共通緝或迫害的民運人士大逃亡，當年未受北京干預的香港成為中轉站，經香港「地下通道」（即後來所指的「黃雀行動」）出走外國的人極多，錢從哪裏來一直成謎。
《蘋果》獲得封存30年的學聯機密文件，揭示學聯當年成立的「中國民主基金」暗中支援，1989年7月起至1996年共撥款逾350萬元，協助營救包括項小吉、程真等逾40人，同時撥款超過100萬在中國省市做地下工作，繼續宣傳民運訊息，有香港大專院校學生當年甚至組成名為「三皮黨」的地下組織在全國進行大串連。《蘋果》一連五日解密學聯當年在運動中的角色，以及香港人出錢出力支援中國民運的事迹。
記者：許偉賢
「這個組織的初期，即1989年6月底的一段期間，只是扮演着一個中間人及運輸工具的角色，純粹是支援的作用。隨着我們與聯絡上的組織間日漸認識及溝通，我們發覺，如果要繼續這工作的話，則斷沒可能停留在單單是一個支援者的層面上，無論是自覺或不自覺，我們都必然成為一個當局者。」一份學聯1989年的《申請撥款的身份介定》說明文件，道出「中國民主基金」發展方向。
那年春夏之交，北京學運火熱，學聯4月起開始募捐支援，5月1日議決成立「中國民主基金（下稱「基金」）」，藉以表達港人對中國民主的支持。六四屠城後，學聯決定將基金的管理規範化，根據7月23日通過的《中國民主基金管理委員會章程》，基金除資助中國學生以合理、和平手段推動中國民主及社會發展，亦會在個別情況下資助香港學生推動及支援內地民主化活動。委員會有五名成員，其中三人是學生，另外兩人是社會人士。當年首屆委員會主席是現任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另外兩名學生包括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現為勞福局長政務助理的周永恒。
六四後大班學運領袖及民運人士被中共通緝，香港一班有心人透過「秘密通道」施援，逃亡所需的「水腳」，部份是透過基金撥款。根據學聯從未曝光的財務紀錄，截至當年7月31日，基金透過公開向市民募捐共有約1,190萬元。一直保存密檔的蔡耀昌接受《蘋果》訪問時憶述，當年由「中間人」代為申請撥款後，基金委員會便對被營救者進行背景核實及風險評估，以決定是否批出款項，但部份個案因應緊急性會先撥款、後審議，「雖然係違法（部份人非法來港）」，但他相信捐助者對營救有危難的民運人士義不容辭，營救工作撥款完全符合捐助人意願。
基金運作保密 議程用代號
學聯密件揭示1989年7月起至1996年，基金撥出357萬元營救逾40人，首個於7月12日會議批出18萬元的營救者身份不詳，8月21日議決批出80萬元營救六人，包括北京高校學生對話團團長項小吉、當年著名電視政論片《河殤》撰稿人之一遠志明及工自聯呂京花等，同時通過以55萬元營救被北京通緝的北京師範大學學生、曾與時任總理李鵬對話的程真（最終用了50萬元）。由於當年基金運作極度保密，審批上述兩筆款項時，議程以「Project A」及「Project B」為代號，直至1991年，有份支援北京學運的岑建勳接受BBC訪問時提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自此秘密營救工作才被稱為「黃雀行動」；據知1989年6月底至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基金共協助逾300人逃離中國，可統稱為「黃雀行動」營救對象；所謂營救實質是協助偷渡，據了解，基金最初有一名會計師以「社會人士」身份擔任委員審批撥款，因事件敏感，該會計師批出上述兩筆撥款後即辭任。
解密文件顯示，大部份撥款申請都有簡單計劃書，例如營救程真的計劃書披露她當時身在廣州，負責營救她的人是往還廣東、澳門及香港的走私分子，見人後付款，毋須付定金，並有一欄註明「由於營救者一直從事走私活動，經驗豐富，且現時進行此等活動若被揭發，所受到的罰則比運毒更嚴厲，故他們是有一定把握才接手處理的」。
程真是基金最巨額的單一營救個案，1989年8月底程真抵港後正是由蔡耀昌與基金時任財政張賢登以書包裝着50萬元現金到旺角商業大廈一酒樓以錢換人。蔡耀昌指當年步步為營：「我哋兩個攞住啲錢舂上去，唔知會發生乜事、唔知嗰班係乜嘢人嚟，中間被劫又點？」最終議決身懷巨款的張賢登先於附近守候，蔡單拖到酒樓，「當時係下晝三點，冇乜其他茶客，有幾個男人坐埋一枱，程真就喺另一枱俾兩個男人看管住，有啲似黑社會講數咁，我同程真隔空傾咗兩句，確認咗係佢，就落去攞錢上嚟……張賢登繼續喺樓下睇水，有乜依郁就報警」。
項小吉：沒這幫助不可能有今天
單是1989年，基金已營救逾廿人，除知名人士也有五名不具名的軍人；1996年6月3日會議通過撥款10萬元予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劉剛逃亡，成為最後一筆營救撥款。曾與「地下通道」人士接觸的支聯會常委朱耀明憶述，早期經香港逃亡的民運人士可以透過「民主歌聲獻中華」籌募的款項支付，「其後啲錢唔夠，就向學聯申請；我哋（中間人）畀名單佢哋（學聯），佢哋按情況撥錢」，他指學聯在六四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是首批早於4月中便北上支援的代表團體，「甚至影響住後嚟支聯會（5月21日）嘅成立」。當年擔任基金財政的張賢登證實，基金是當年眾多出錢營救的渠道之一。
當年成功逃亡至美國、之後進行法學研究的項小吉1995年7月去信基金感謝當年的幫忙，「沒有這種幫助我不可能有今天」，同時向基金申請撥款3.6萬以支援海外民主活動。據了解，基金當年於香港匯豐銀行設立戶口，其後考慮到1997年後可能存在政治風險，學聯一度將基金存放於瑞士銀行，近年已將大部份基金轉回香港。獨立於學聯日常財政賬目的基金，據知現時仍然運作，近年曾批款予仍身在內地的學者研究，但由於涉及敏感資料，或許要待中共倒台才有解密的一天。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90429/20666645
公海辨認求助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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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學聯基金撥款營救者中，部份是「黃雀行動」的目標。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總結「黃雀行動」時曾形容效果非常好，約400、500人獲救助，只曾失手一次，就是營救王軍濤及陳子明，「在湛江，失手不是因為我們，是王軍濤的朋友出賣他，拉了兩人」。翻查基金會議紀錄，學聯曾在1989年10月分兩次通過撥款33萬及40萬元，前者包括營救王軍濤與王潤生，後者則有陳子明及鄭棣，最終33萬元只撥出25萬元、40萬元撥款更是原封不動，蔡耀昌相信是與營救失手有關。
綜合多名知情人士，基金當年撥款會盡量審核，例如要由可靠中間人推薦或轉介求助人信件，或由曾到北京參加學運的學聯中人如林耀強等協助辨認身份及評估危急度。
綜合多名知情人士，基金當年撥款會盡量審核，例如要由可靠中間人推薦或轉介求助人信件，或由曾到北京參加學運的學聯中人如林耀強等協助辨認身份及評估危急度。
營救費海鮮價 「出名收貴啲」
林耀強證實當年曾擔任認人角色：「當時被通緝嘅21個學生，嗰張名單上嘅樣你冇辦法認得到㗎嘛，但有啲我都認識嘅……當時有幫手試過喺公海、或者唔同地方去認人；當時開始有好多唔同嘅特工，都驚有啲友混咗入嚟，所以當時幫手做個簡單工作，確認係咪當時嘅學生領袖。」時任基金財政的張賢登補充，「好多時啲人（申請人）唔喺香港，都好難核實身份，如果可以會試吓打電話畀嗰個人，但有時都係相信中間人嘅推薦」。張賢登憶述當年營救費屬「海鮮價」，「如果係船家幫忙運嚟香港會平啲，如果係蛇頭又貴啲，出名嘅人當然又貴啲」，例如並非在「黃雀行動」營救名單的程真當年由蛇頭運送抵港，營救費便達50萬；據知當年「地下通道」有相熟船家幫忙，循相關途徑抵港的民運人士營救費會較低，大部份約20萬元。獲營救人士通常會簽署證實，例如王超華在1990向基金簽署收據，證明「收到學聯25萬元港幣旅費」。
翻查基金文件，關於廣場物資站站長宮大慶及外高聯成員之一莊凌的營救計劃，分別點出兩人的「危險原因」，包括前者手握一份140多人的學運人士名單，後者曾破壞石家莊的27軍總部，註明「一旦被捕，後果不堪設想」，最終基金批出10萬元卻未有使用，但未有資料顯示營救計劃是否失敗。基金亦曾試過拒批款項，例如1989年9月拒絕向王建勇批出20萬元，張賢登稱不記得原因，但指當時資金有限，審批時會考慮求助人風險。
■記者許偉賢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90429/20666651
他們曾說過……
我們北京市的公安力量並不多，所以只起個阻擋作用。但同學們也可以深思一下，最後我們沒有阻擋成功，為甚麼？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學生。
——1989年的今日，中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受國務院總理李鵬委託，與北京16所高校共45名學生對話。根據《天安門文件》，過程中對學生提問「學生遊行為甚麼用人民解放軍進行阻擋」作出以上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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